【人民報消息】
在國殤60週年之際，中共高層有人出來談中共的執政非法性，這意味著中共對中國的統治已經走到了盡頭的盡頭。
蘇共曾是世界共產陣營中最強大的組織，1991年12月25日，前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發表電視講話，辭去蘇聯總統職務，蘇共正式解體，這個讓西方民主國家視為頭號敵人一夜之間垮臺了。隨後，葉利欽出任俄羅斯第一任總統。 2006年底當事人葉利欽接受《俄羅斯報（Russiskaya Gazeta）》專訪，對於前蘇聯的解體，表示原因很簡單：「那是必須要發生的歷史安排」。他說：「這是一個已經被確定了的歷史過程，一個無法逃脫的過程」；「我們都知道，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這些歷史上的強大帝國，都無法逃脫自己的歷史命運，蘇聯也是一樣，它的解體已經被天定了」。 中共高層中並非沒有愛國者、思想者，並非沒有好人。當掌握權力的正義之士，雖則是共產黨專政的既得利益者，但當他們對國家對民族有責任感時，當他們的責任無法實施時，那些既得利益無法埋沒他們的良心，當時機成熟時，他們要出來講話的。 在「天滅中共」的當口，在《九評共產黨》發表5年，近6千萬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時，在中共60週年「大慶」之際，93歲的萬里，這個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中共全國人大委員長的山東漢子披露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中共的執政是非法的。 ● 中共是個沒有註冊的非法組織
萬里並明確指出愛黨不是愛國。他說：中共統治下，「『國家還是黨的國家』，而不是『黨是國家的黨』。六十年了，『黨和國家領導人』這個概念沒有變。」 ●中共黨非法附體國家 在《九評共產黨》系列文章中專門談到「邪靈附體的特徵」，文章說：共產黨組織本身並不從事生產和發明創造，一旦取得政權，便附著在國家人民身上，操縱和控制人民，控制著社會的最小單位以保護權力不致喪失，同時壟斷著社會財富的最初來源，以吸取社會財富資源。 在中國，黨組織無所不在，無所不管，但人們從來看不到中國共產黨組織的財政預算，只有國家的預算，地方政府的預算，企業的預算。無論是中央政府一直到農村的村委會，行政官員永遠低於黨的官員，政府聽命於同級黨組織。黨的開銷支出，均由行政部門開銷中付出，並不單列開支。 這個黨組織，就像一個巨大的邪靈附體，如影隨形般附著在中國社會的每一個單元細胞上，以它細緻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會的每一條毛細血管和每一個單元細胞，控制和操縱著社會。（引自《九評之一》） 前副總理、全國委員長萬里的談話中談到了中共黨非法附體國家的事實，他說：「在財政上，黨庫與國庫之間的那堵牆還沒有建立起來」。 萬里把每年3月份開的「政治協商」會議究竟起甚麼作用說的透透的，他說：「經常說到的協商，實際上還是戰爭時期的秘密運作傳統。這都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它們能引伸出甚麼基本道理，應該好好討論。這些討論離不開這些基本事實的，年輕人真應該多多瞭解歷史。我記得建國初期，幾個民主黨派人士給中央寫信，建議把中南海還給老百姓，這個皇家園林最好作為公益文化的紀念物保存下來。八十年代初，書記處又接到過類似的建議，還加了一條：『黨中央機關應該掛牌辦公，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統戰部等，都是執政黨的機關，不是非法的地下機關』。這個建議轉了好幾個書記的手裡，最後沒有上會討論。這兩件事，也是六十年來沒有變化的。」
中共官媒60年如一日的聲稱某某「當選」甚麼甚麼職位都是謊言。萬里是這樣揭示這個獨裁體制的：「即便在黨內，六十年了，也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競爭性選舉制度，更不用說在國家範圍內了。」 ● 換個與中共宣傳不同的角度想問題 萬里說：建國六十週年了，聽說正忙著閱兵準備，我已經老了，腿腳不靈了，可能去不了天安門城樓了。以前，我不分管宣傳報導這一塊，但我知道，為了六十年大慶，會有很多大規模的宣傳，主要為了宣傳國家的成就和進步，這是六十年來的老辦法了，一直沒有變過。前些天，中央黨校一位年輕的教授到我這裡來聊天，他很年輕，很有思想的。他總說他是改革的一代，而我這樣的老頭子是革命的一代。 萬里並不像中共那樣動不動就把不同意見的人民稱作「與國外反華勢力內外勾結」，要迫害和鎮壓。萬里說：現在的年輕人思想很活躍，給我出的難題不少，有些看法好像冒犯了我們黨的一些說法和做法。可是，和他們談得多了，我就越相信，他們還是真誠的，沒有亂來的意思。有時候，我覺得被他們的問題冒犯了，這可能說明我本人還不如這些年輕人真誠，我只是經常告訴他們，年輕人要多知道一些歷史。 前些天，他又來了，說要向我請教歷史。問題還不是他提的，而是他教的那個地廳級幹部班的學員提的，他說他回答不出來，就把問題提給了我。那些學員幹部在討論時提出的問題是：建國都六十年了，我們國家的哪些東西沒有變？為甚麼沒有變？會不會變？ 他的意思我明白，「六十年大慶」的宣傳報導天天向老百姓說發生了甚麼樣甚麼樣的變化。能不能換個角度來想一下，一個國家讓一個政黨領導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時間了，這六十年到底應該怎麼來概括、怎麼來總結，我們黨有責任向老百姓說清楚講明白。一時說不清楚講不明白，有疑問，也沒關係，重要的是要講出來，公開講出來，不要藏著不講或私下裡講。建國都六十年了，還不能公開地討論一些問題，這六十年該當何論呢？我們是過來人，有責任說清楚講明白，尤其是一些基本事實，一些基本道理，不能令已昏昏，也不能讓人昏昏。 ●中共野蠻宣傳怕的是搞清基本事實 直到今日，中共的網絡封鎖，和在新聞報導上要搶先一步的做法，都是為了讓謊言佔上風。但萬里說，「我別無選擇，只有說事實，基本的事實。基本事實搞明白了，有頭腦的人就會思考了」。
萬里說：前些年，一位老同志病重，我去看他，他花了一個多小時向我說他對國家、對黨的現狀的種種擔憂，說很想跟中央領導同志直接談。他說他沒有這個機會了，我說，我保證轉達到。後來，一位常委同志來看我，我就傳了話。我特別忘不了的是，這位老同志專門提到，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怎麼向老百姓、向歷史作個交代，還有那麼多疑點沒有搞清楚，怎麼交代才好呢？中共要求治下的大小官員必須按照它的命令去辦，但真理是永遠不變的，而謊言經不起推敲。那位去世的中共高級官員雖然「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他卻知道這麼做是錯的，黨性最終沒有壓制住他的人性，讓他帶著愧疚和疑問而去。 93歲的萬里對於國殤60年，中共要大慶特慶，是這樣評價的：建國六十年了，我想，這是好機會，應該好好總結，好好討論的。我是個老頭子了，為國家為黨也工作了一輩子（注意這種國家在前黨在後的提法，在中共高層是首次），那種感情是怎麼也割捨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輝煌五十年」、「輝煌六十年」的提法。這不符合事實。大躍進困難時期那三四年，「文革」動亂那十年，總不能說是輝煌的吧。宣傳用的詞，也要講究精準，要符合基本事實。你不把那幾年扣除，老百姓在心裏會扣掉的，歷史學家也會扣除的，普通黨員也會那麼做的。在九十年代的那幾年，我說過不止一次，政治宣傳離事實太遠，那叫甚麼？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蠻的宣傳。那幾年治理碼頭車站上的野蠻裝卸，這野蠻宣傳也要治一治。我的話沒有人聽。這六十年來，為甚麼這一點沒有變，不但年輕人要想一想，我們這些過來人更要想一想，這叫反思。 有一位八十年代初在中共中央主持書記處工作的老幹部，晚年在深圳住過幾年，有一次萬里去看他，那位書記談到他那曲折的人生經歷，他說，對這個國家、對這個黨，他有兩大遺憾。一個遺憾是，沒有能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大冤案平反，另一個遺憾是沒有推動黨對不同意見的容忍政策。他的話不多，說完了，他倆只是相對無語，因為這是他們都無力解決的問題。那位老幹部前幾年已經故去了，萬里說，「他的夙願還依然是個夙願。這怎麼向老百姓交代、向歷史交代？」 如果那位老幹部現在還健在，看到中共近來的瘋狂鎮壓、濫殺無辜，和愚蠢謊言，不知會作何感想。 萬里說：我曾經是這個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現在享受著很高的政治待遇。我問年輕教授、由我來說出這些話，是不是讓他覺得不可思議呢？他老實告訴我說，他真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可思議。 前蘇共末代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解體蘇共的事眾所周知，在《往事與隨想──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談到自己的心路歷程時說：「蘇共聲稱，它代表了最廣人民的利益，但是，人人都知道這是謊言」。 中共高層裡60歲以上的人或其親屬都受過中共各種形式的迫害。這些人，只要他們還有理想，還有對人民的責任感，良心不完全被物質利益所淹沒，那麼吐露對中共非法統治60年的真正想法是很正常的。  （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局部雕塑）
「倫理」這個詞後面跟著「道德」，大家都容易理解，也經常說。「政治倫理」是甚麼？先看看甚麼是「政治」，維基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的：「政治這個名詞最先來自於希臘《城市事物的科學》一書，從詞源上來講，政治是組織城市的近義詞，是一種用來組織城市的藝術。意思是人類的群居社團，社會和國家。政治的目地是為了共同一致，使行為活動都基於和符合於規則和律法（其中包含國際律法）」。「政治倫理」也就是搞政治不能亂來，要守規矩講道德的。 從1941年給毛當秘書的胡喬木，到70年代提過一次「政治倫理」，就不了了之了。這一提不得了，在萬里的腦子中整整轉了30多年。在中共非法統治中國60年時，萬里以中共元老的身份、公開發表的形式，終於發出了讓黨頭痛、心痛、肝痛、肺痛的聲音。 萬里所理解的「政治倫理」，說白了就是「搞政治的更應該講道德」。他說，「我們不公開談，能阻止老百姓去想這樣的問題嗎？」 和那晚年在深圳住過幾年的老幹部談話以後，萬里說：這次談話「一直在我的腦袋裡撞來撞去，趕也趕不走。說老實話，我還沒有想明白，這恐怕不能用『只緣身在此山中』來解釋。這正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好好研究的。」 萬里引用的詩句是宋代著名大詩人蘇東坡游廬山時，在西林寺牆壁題的詩《題西林壁》中的一句。此詩後兩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經常被後人引用，來表達看不清事情真相，是因為身在其中。萬里在此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他對中共所做的事情想不明白，並不是因為自己身在中共高層，而是中共的一慣做法和說法互相撞車，讓他感到困惑。 萬里說：「讓我特別痛心的是，有許多人還把對民意的引導庸俗化、功利化。歪曲民意、挾持民意為『人質』，來抵制對改革的正當要求，抵制對一些錯誤決策的修正」。其實萬里看到的不是真象，他沒有看到這些人不過是中共的玩偶而已。
說白了，專家們發現了史實並修正了中共對所謂的「抗美援朝」的假宣傳。按理來說，上當受騙者應該感激這些專家才行，但是中共鼓動那些以「抗美援朝」功臣自居的人、當資本的人，出來當槍，並以此為藉口，把史實隱藏起來，讓假宣傳再次登場。 萬里說：「有一個學者寫信給我喊屈叫冤，我給有關領導轉了他的信，最後還是石沉大海。」 萬里非常尖銳的說：「那些老同志腦袋裡的定論到底從哪裏來的？還不是從外面灌輸給他們的。」 是的，灌輸者就是60年來從來沒有註冊過的、從來不敢掛牌的非法組織中國共產黨。現在很多中國人、尤其是出了國的中國人，依然重複著中共的假宣傳，依然不肯看真實的消息，誰要告訴他們事實，他們就說你不愛國、反動（反中共而動）。 萬里困惑的指出，「要用事實來糾正他們的一些老觀念，就說不行，就說要照顧老同志們的感情，就說『黨史無小事』，這是甚麼政治邏輯？」 老觀念是甚麼？就是中共的假宣傳。誰說「要照顧老同志們的感情」？是中共。萬里不是「老同志」麼，何況還是職位很高的「老同志」呢，為何不照顧他的感情？原來是「黨史無小事」──口吐真言。真實的黨史可以亡黨，自然決不是小事。 ● 萬里道出中共是中國的真正動亂之源 萬里說，60年了，許多應該變而且可以變的東西，在「要照顧老同志們的感情」和「黨史無小事」這樣的邏輯下，就變成了不能變、不可變的東西，要樹立起基本的政治倫理，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 萬里說：第一條，60年了，我們黨說把國家的「治亂」繫於一身。過去那麼多年的折騰，沒有不起因於我們黨自身的折騰的。這讓我痛心，我們黨的折騰殃及了國家，殃及了老百姓。這麼多年了，我們告訴老百姓說，這個國家沒有共產黨的話，就會大亂的，老百姓真是怕折騰怕到極點了，他們對穩定的盼望，就成了我們黨再單獨執政下去的「民意」，這一循環甚麼時候能夠打破呢？ 這位中共前人大委員長說出了60年來中國的真正動亂之源是非法組織中國共產黨，而老百姓以為只有中共才能穩定局面，不過是上大當受大騙而已。 ● 建政後中共收起假諾言 露出真面目
萬里說：他們前仆後繼，為的是當時我們中國共產黨設立的目標和理想，現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時共產黨設立了甚麼具體目標？我知道，1990年時，出過一本書，書名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承諾》，很快被查封了。我讓秘書找了一本來看看，用了一個週末的兩天，全部看完了。我還找了一些專門研究那段歷史的專家來問了情況。他們告訴我，這本書裡收集的，全部是我們黨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公開發表的社論、評論、聲明，沒有一份是偽造的。 既然全部是真實的，那麼為甚麼很快被查封呢？ 萬里說：當時，我們黨向全中國人民做了承諾，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那時，國民黨不搞民主，不給自由，也沒有能力讓國家真正獨立，才有共產黨肩負那些承諾來取而代之。這些承諾的確吸引了無數志士仁人。那些犧牲的人就屬於這部份人。 中共歷來說，它非法建政的國旗是「由烈士的鮮血染成的」。萬里揭示出，烈士們要染的不是中共獨裁、血腥、一黨專制的國旗，「幾千萬革命先烈」是為「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獨立的國家」而犧牲生命的。 萬里說，其實，那些承諾在毛澤東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許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被那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掉了。「我看到過一份文獻研究室送來的原稿與修改稿，當時讓我心裏震動很大」。 為甚麼毛澤東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趕快讓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修改其在國民政府當政時期寫的文章呢？因為當年毛寫那些東西的目地就是為了欺騙中華子孫，讓他們去為共產黨賣命。 舉個小小的例子，中共中央機關報《新華日報》1947年7月4日發表了一篇社論，其中說，「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 僅僅三年之後，中共便派兵在北韓和美國兵戎相見，並把美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邪惡的帝國主義分子。每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人，看到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論，都會感到無比的驚訝，以至於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類似文章的有關書籍。（引自《九評之一》） ● 中共用編織謊言奪取的政權建立在沙灘上
說到老百姓知道真相後會怎樣呢？這正是中共從來都沒有安全感的原因。它到末期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封鎖一切真實消息的來源，並一批批培訓各級各部門官員，讓其學習如何更加精緻、更加無恥的撒欺世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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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元老萬里談中共執政非法(多圖)【網文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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