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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進化論假說的證據

         隨着科學的發展,人們對兩百年前達爾文提出的進化論假說越來越持反對態度,無論是動物器官的演化、“微進化”與“廣進化”的邏輯區別,現代生物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古生物學,都對進化論做出了否定,比如寒武紀生命不是慢慢進化而是一下子大爆發、史前文物所展示出的人類不是進化而是周期性發展,災難性事件和自然選擇,以及高度發達的史前文明等等現象,都證實了達爾文提出的進化假說是不成立的。


一、進化論不能解釋生物的許多器官的演化或特徵
        進化論者認為許多痕迹器官,如人體的尾椎骨、盲腸、松果體均為生物“退化”的產物。尾椎骨乃是由猴子的尾巴退化而來,但按照進化論天擇的概念,除非能證明尾巴的存在是絕對有害的,才能使猴子遭到淘汰而演化出人來,然而因為尾巴長而遭全面淘汰的環境是不太可能存在的。
        再者,尾椎骨是許多肌肉的附着點;盲腸是第二線的免疫器官;松果體與視覺有直接關係。若按照進化論,那麼現今人體的痕迹器官應該減少到零才對。
        另外,許多重要性較低、不至於影響生物生存的器官或特徵仍有其特定功能,如眉毛、頭髮、人喜怒哀樂的表情、人的語言能力和人的長相。缺乏這些器官或特徵並不足使生物成為“不適者”而滅亡。對此,進化論者在解釋這些器官或特徵的造化過程上有着極大的困難。
        許多較複雜的器官,如眼睛、耳、肺等,在生物尚未逐漸進化至完成時是沒有作用的,它們並不能看、聽、呼吸,因此在進化的過程中便沒有理由使該生物成為環境中的“適者”而保存下來。換言之,器官的功能須先顯現出來,才能使天擇發揮作用。
         進化論無法解釋人體構造的奧妙精細。大自然界巧妙繁複的生命世界證明生命無法碰巧產生。例如,人體微血管總長可以繞地球赤道三圈,紅血球疊起來高度是聖母峰之高度的五十八點六倍,蜜蜂藉着比針還細的微小神經節,可傳遞並計算長距離的資訊和情報。從有生命的生物世界到浩瀚的宇宙星際所呈現“極高度的秩序”,證明生命是無法碰巧產生的。

二、進化論存在將“微進化”與“廣進化”相混淆等多種邏輯錯誤
         進化論的一項重要錯誤是將生物的“微進化(microevolution)”,作不合理的延伸,認為超越生物“種”之界限的“廣進化(macroevolution)”亦可能發生。微進化可因突變或隔離而產生,可導致同種生物的差異性,是自然界存在的事實。
        微進化(生物適者生存)的結果是使生物“更適應環境”,而非使生物“由低等變高等”,二者之間並無任何關聯。但是進化論者卻將二者混為一談,將“微進化”推導到廣進化“由低等生物進化至高等生物的改變”(如魚類進化至人類),其實二者根本是截然不同的。
        進化論認為,生物的基因基本上很固定,但偶然間會產生突變,會產生與上一代略異的個體,並且此種特性又可以傳給下一代,因此代代相傳,差異性就愈來愈大,因此突變就是進化論的證據。然而,根據統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突變是不正常的、有害的、甚至是致命的。
        而且突變后的個體常常在自然環境中活不久,所以生物的突變只是少數,不是多數,突變是退化而不是進化。生物會有突變,然而也只是在大小、顏色等方面的改變,其基本構造仍無改變。
        例如蛇可以因突變而成為全身雪白的蛇、果蠅可以因突變而成為大型果蠅、烏龜可以因突變而變成花殼龜……然而不管如何突變,這些生物仍然是原來自己那一種屬,不會變成高一等的其它種屬生物。
         所謂的廣進化只是進化論者的假想,迄今為止並無任何證據。曾是進化論的重要理論根據的比較解剖學來論證進化,形象地說就是:“如果人是猿進化來的,人和猿就會有許多相近的特徵;因為人和猿有許多近似之處,所以人就是猿進化來的。”這種循環論證貫穿於進化論所有的證據之中,從邏輯上講根本就是站不住腳的。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法學教授詹腓力(Phillip Johnson),是被譽為最有資格批判進化論的人。因為他曾任美國大法官華倫(Warren)的助手,他的專長是分析明辨律師在辯論時所用的詞藻和邏輯。當他讀到進化論的文獻時,馬上發現裡面充滿邏輯上有問題的雄辯與遁辭。
        所以他以法官的身份,多次質問:“我們怎樣才能知道‘進化論’是真實的、確鑿的?證據何在?”他在自己寫的一本書《審判達爾文》(Darwin on Trial)中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跡象……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

三、現代生物遺傳學否定進化論的證據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套漸進式(Gradualism)的理論,其認為:自然選擇必須靠極度微小、並對生物有利的遺傳改變,長期不斷地積累才能發揮作用。他給賴爾(Charles Lyell)的信中說:“如果我的自然選擇論必須藉助……突然進化的過程才能說得通的話,我將棄之如糞土。”
         “如果在任何一個步驟中,需要加上神奇的進步,那自然選擇論就不值分文了。”主張進化論的人說,每次的遺傳改變必須是極其微小甚至是不能覺察的改變,經過漫長的自然選擇,動植物才漸漸進化出新種來。
         高等動物是由低等動物進化而來,生物界全體的關係好比是一棵大樹,同出一源,低等的生物好比樹根,高等的種類好比樹枝,如此這般,進化是連續不斷的,漸漸改進的。這是生物學上有名的“進化樹”。
         進化論者將各種生物彼此之間的歧異當作是由連續微小的差異逐漸累積而成的,此假設稱之為“逐步變異”,因為目前在遺傳學上所發現由突變或基因重組造成的差異都不會太大。
         如果生物可借逐步變異產生“種”以上的差異(如狗與牛之間差異)的話,那麼現今地球上的生物應當不可能進行“分類”,並且應當有許多半狗半牛或半狗半貓的生物存在,猿人也應該存在地球上而不會絕種,而不該只有猴子和人存在才對。然而事實卻是,萬物各有所屬各從其類的。
        許多學者從基因突變發生的機率出發,計算出了產生新物種的機率,發現小得驚人。
         美國生物化學家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學機製為例,講述如此複雜精密的生命現象不可能是進化出來的。其中一個蛋白產生的機率是1/10的18次冪,至少需要100億年才能發生。如果同時進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機率就是1/10的36次冪……他說:“很可惜,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中國也有學者給出了基因突變產生新物種的機率公式:P=(M.C.L.B.S)N。M為一個物種的某個體發生了突變的機率(只有1/1000);C為突變基因與自身其它基因在不同層次的產物上可以相容的機率(寬鬆估計1/100);L表示在生存競爭中該個體能夠存活,且有繁殖的機會(1/10);B表示該突變恰好有縱向進化的意義,即是有益的的進化(事實上絕大多數突變都是有害的,姑且估計為1/1000);S表示突變基因在種群中能夠穩定下來並擴大的機率(1/100);N表示新物種的出現需要一系列的基因的個數,假設要10個(N=10,事實上新物種比舊物種基因差異的個數遠大於10個)。
         這樣進化一個新物種的機率為:P=(1/1000•1/100•1/10•1/1000•1/100)10 = 10X10的11次方。假定此種群每年繁殖1000代,每代種群個體總數為1010(估計),相應的進化一個新物種所需要的時間要10的97次方(年),而目前認為的宇宙的年齡只有200億年(2X10的10次方年),可見通過基因突變產生新種幾乎是不可能的。
         例如,馬的演化所需的突變約需一百萬個連續的有益突變,每個突變僅有十萬分之一的機會。我們若提升機會至二分之一,則馬的演化成功的機會是二的一百萬次方分之一,或是十的三十萬次方分之一。
        在統計學的計算上,機會小於十的十五次方分之一的事件,通常視為不可能發生。換言之,突變不可能使生物由低等進化至高等。
        另外,各種生物具有不同套數的染色體,如小麥有十四套,玉蜀黍有十套,人有二十三套染色體。這些染色體數目的差異在生物進化的過程如何造成,是一項非常難以解釋的問題。
        目前遺傳學上染色體四種結構發生突變的現象:缺失、重複、顛倒、移位,均無法使染色體的數目發生改變。

四、分子生物學研究否定進化論
        近年來,分子生物學的深入發展,在分子水平上研究進化成了一個新方向。開始人們認為用生物分子的序列差異可以推算進化的時間,比較分子的差異程度,可以確定進化關係。這成了進化一個有利的證據。
         然而,進一步的發展卻搞亂了進化體系。因為研究不同分子的序列會得出不同的進化譜系。98年Science雜誌上,分子遺傳學家彭尼斯(Elizabety Pennisi)指出:“按照新順序的微生物基因組相比較,就使整齊的生命之樹陷入混亂,從而對所有生命的分類引起了懷疑。”
         費爾德曼(Robert Feldman)總結道:“用什麼樣的基因,就會產生什麼樣的進化位置。”如果進化是事實,必然存在一個有序的演化過程,可是分子生物學的深入研究卻表明不存在這樣的進化體系,完全是混亂的關係,那麼進化怎麼可能存在呢?

五、古生物學證據的缺失
        首先的挑戰來自於考古學發現。如果生物的產生真的如達爾文進化論那樣,從一種簡單低等生物進化到另一種複雜較高等生物,中間必須經過無數代具有微小差異的不同形態的生物,但是,迄今為止,考古學並沒有這樣的發現,任何種類的生物都是各從其類,找不到任何中間生物。
        進化論說動物演化過程是這樣的:原始的單細胞微生物、多細胞微生物、海中低等生物、有殼生物、魚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靈長類、猿、人類。
        考古從來就沒有發現介於兩類之間的生物,那麼從一類進化到高的另一類,是如何慢慢進化的?如何解釋這些“失落的環節”?
         Green和Goldberger曾就生命起源理論表示:“高分子與細胞間的過渡是一個奇妙的跳躍,超出了可檢驗的假說範圍。這方面都是猜測。”
         然而現實情況是,進化史的四分之三是空白而沒有內容的,並無更早化石證據來證明現有最古老的生物是演化而來,乃是像變魔術一般地出現。
         我們從普遍存在化石缺環的現象;許多化石出現的次序彼此顛倒(高等化石出現在較古老的地層);生物化石的構造和特徵紛歧,難以尋索出演化上的共同關係。
         如果按時間順序排列古生物學的全部發現,得到的結果足以否定進化論了。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在《考古學禁區》中列舉了500個確鑿的與進化論相悖的事例,那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千萬甚至幾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迹。
         地層中化石的研究也告訴人們:物種的發展是很短時間內大面積突然出現的,經過發展繁榮,再到大毀滅,殘留的和新出現的物種再這樣發展,周而復始。
        例如,經過100多年的考古發現,如果人類是由類人猿進化而來的,那麼從類人猿到今天人類的各個階段歷史時期,都應該有其特徵的證據——包括各階段的化石和相應的文化遺址、工具等。
        可是類人猿時代的化石找到了,人類的化石找到了,而從類人猿進化到人類中間階段的化石卻沒有。如果這樣的話,所謂人從類人猿進化來的假說只能成為空中樓閣。
         1892年“嘉伯人”的例子曾經轟動一時。考古學家杜波瓦在嘉伯發現了一塊很像猿的頭蓋骨的骨片,在40英尺以外又發現了一塊大腿骨。
         所以他說,顯然這是屬於同一個生物的。這個生物像人一樣直立行走,又具有猿一樣的頭骨,這一定就是那個過渡環節。但後來證實這分別屬於是一百萬年前一起生活在嘉伯的一個猿和一個人。
         由唐納德·喬漢森在東非大裂谷發現的“露西”,曾被認為是早已消失的人和猿的共同祖先,但現在科學家已經鑒定其為一種絕種的猿,屬於“南方古猿阿法種”,跟人沒有關係。
         所謂的“古人類”化石的證據是非常有限的,只有極少數人真正得到化石或圖片。其中不乏以假亂真的證據。
         例如,儘管南方古猿臀部不支持直立行走的證據,而且它們的腳的骨頭都像猿的彎曲,它們仍然會被通常用來顯示是人類直立的化石證據,這是對事實的公然歪曲。下顎和牙齒也是最常見的保存下來的靈長類動物的化石。內布拉斯加男子(Nebraska Man)的牙,後來發現來自於一種已滅絕的豬。

六、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令人費解
        在長達38 億年的化石記錄中,最令人費解的是“寒武紀生命大爆發”(Cambrian Life's Explosion)或稱作“寒武紀生命大爆炸”(Cambrian Life's Big Bang),指絕大多數動物門類在寒武紀就像爆炸一樣突然出現。1909年華克(Walcott)在加拿大的伯基斯頁岩中,發現多種海洋動物的化石在寒武紀時代突然大量出現。
         到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及專家陳均遠等將他們研究雲南省澄江縣化石的成果,用英文介紹到西方。“動物大爆炸”開始震動世界。美國《紐約時報》稱之為二十世紀最驚人的發現之一。澄江現有“化石聖地”之稱,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國際重點保護區。
         “中國澄江化石群”的考古發現引起世界媒體的強烈關注,震驚考古、生物學界。澄江化石群屬於早寒武世化石(前5.5億年),此外在加拿大布爾吉斯發現中寒武世的頁岩(前5.3億年),其中也有生命“爆發”的大量地質資料。
         可見,在寒武紀(約前5.7億~前5億年),幾乎所有的已知動物門類都有了各自的代表。而在寒武紀之前,不僅多細胞生物化石非常稀少,而且在以埃迪卡拉動物群為代表的、迄今所發現的新元古代的各種化石中,尚無一種可以確認為已知動物門的祖先。
        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動物門類是在寒武紀突然出現的,按照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寒武紀出現多細胞動物必然在其前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早期演化過程,然而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任何這個中間演變過程的證據。化石記錄不完全嗎?但是要知道化石記錄是隨機的,為什麼單單就漏掉了中間環節呢?
        澄江化石群的年代比加拿大伯基斯頁岩更早,是世界最古老的動物化石。除了種類繁多之外,保存特別精美。除了動物的肢體、觸毛等微細分枝清楚可見之外,軟組織的標本如水母類,連口部、腸臟、神經、水管等都保存了下來。全球各地化石罕能媲美,任何古生物學家看見都嘆為觀止。所以,這些最古老的動物化石蘊藏了動物出現過程的重要信息。
        最近國際學者考察了澄江石層,用最新方法鑒定地質學上寒武紀與“前寒武紀”的界線,並且確認在寒武紀之前,地球上還沒有任何複雜的動物出現。但是到了寒武紀的初葉,五億三千萬年以前,突然在澄江帽天山的黃色石層中,出現了許多類不同體型的動物化石。
        從海綿、水母、觸手類、蟲類、天鵝絨蟲、腕足類、各種節肢類,到最高的脊索或半脊索動物(雲南蟲),另外還包括了很多現今已經滅絕、形狀“古怪”的動物,共有三十五門至三十八門。綜合全世界發現的寒武紀的化石,共有五十多門。那麼多不同的動物門突然同時出現,並且完全沒有留下任何進化或演變的痕迹,故名“動物大爆炸”。
        根據百年來流行的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生物應經過長期緩慢的演變,累積極微小的變異,再加上自然環境的選擇,才能由一個生物“種”逐漸進化成兩個、四個……然後才有新的“屬”、新的“科”,最後才產生新的“門”。
         澄江化石顯示的生物演化過程卻是:在同一環境中,比現在更多樣化的動物,有五十多門突然同時出現。達爾文漸進學說,非但不能解釋這突發性的現象,更不能解釋為什麼這些不同動物門一次同時出現之後,又有減無增。
         進化論大師顧特首先承認這些矛盾,並用“神秘中的神秘”來描述這個現象。幸而科學界並未盲目接受。以詭辯捍衛達爾文及漸進主義而著名的道金斯說:“這批化石好像是有人故意放進石層中一樣。”

         《人民日報》海外版95年5月25日報導澄江化石受世界著名古生物學家注目,並說:“寒武紀‘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發性重大事件,現代生命的多樣性起源於此……對其深入研究,可能對傳統的達爾文進化論是一個動搖。”該項報導十分中肯,令人敬佩。1995年7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向進化論挑戰的澄江化石》一文。作者丁邦傑指出,達爾文進化論的中心論點是:生物種是逐漸變異的。但是距今5.3億年的寒武紀早期,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現了從單樣性到多樣性的飛躍。

七、史前文明展示人類周期性發展規律—與化石記錄珠聯璧合
        傳統的理論認為現代的人類大約在10萬年前起源於南非,從那裡遷移到歐洲和亞洲南部,從亞洲繼續遷移,於3萬年前經白令海峽到達新大陸,於1.5萬年前抵達南美。但是,大量事實否定了這種脫胎於進化論的假說。
        大量具有高超智慧的文明遺迹,卻有着遠遠超出人類文明的歷史,這些不同時期的遺迹,完全打破了進化論的框框。一些史前文明遺迹展現的高度發達的科技,是今天的人類望塵莫及的,從中我們看到了今天科學的巨大局限性和誤入歧途之處。
        1880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太波山300英尺的地下出土了一批精美的石器工具,經鑒定這是5500萬年前的遺迹;1968年,考古學家朱伊特(Y. Druet)和薩爾法蒂(H. Salfati)在法國的一塊石灰岩層里發現了一些不同型號的金屬管,岩層的年齡是6500萬年(Corliss,1978,652~653)。遠可追溯到在南非克萊克山出土的幾百個精巧的金屬球,距今28億年。
         在這些事實和進化論假說面前,我們選擇什麼?
         1966年,墨西哥的霍亞勒克出土了一批鐵矛,美國的地質學家麥金泰爾博士發現這是25萬年的武器。這個違背進化論的結果實在讓傳統的科學家無法接受。這位在國際上有一定名望的教授,因為堅持事實,被迫離開了自己的事業。
        考古學家胡安。阿曼塔的遭遇同樣發人深省。在墨西哥的普瑞拉瓦城,他發現一個動物的頜骨化石裡面有一塊殘破的鐵矛的矛頭,鑒定這是26萬年前的武器,一些刊物公布了這個不尋常的發現,但很快招來了權威們不做任何調查的批判。隨後,阿曼塔失去進入考古現場的權利,一些人帶着槍去現場,逼迫工人簽字,表明那是他們埋在那裡的。60個人中,有3個人簽字。阿曼塔的事業夭折了,失去了繼續從事研究的權利。
         這類故事還有不少。好像一些人總在維護着過去的東西,他們可以憑主見否定客觀事實。隨着時間的推移,在事實面前,進化論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一些進化論學者開始反戈一擊,他們根據事實對進化論謹慎地提出了疑問,自然毫無例外地招來了經驗性的批判。然而,事實畢竟是真理的土壤。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大量史前文明遺迹的相繼發現,事實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以前的諸如進化論之類的假說。
        考古學家克萊默和湯姆森(Michael A. Cremo & Richard Thompson)的《考古學禁區》(Forbidden Archeology)一書,列舉了500個確鑿的事例,那是幾萬、幾十萬、百萬、幾萬以至幾十億年前的人類文明遺迹,這些都曾是進化論迴避的對象。
        在美國德克薩斯州拉克西河岸的岩層中,在恐龍腳印化石旁邊發現了12具人的腳印化石,十幾年前,卡爾·鮑就對此開始了深入的研究,他以充分的論據排除了人為雕刻的可能。後來,同一地層中又發現了人的手指化石和一把鐵鎚,錘柄已經變成了煤,表明這個地區在遠古時,曾經深埋在地下。鎚頭含有96.6%的鐵,0.74%的硫,2.6%的氯,這種現在都不可能造出來的合金,展示了史前一個高度發達的人類文明。
        在加蓬共和國發現20億年前的大型核反應堆,反應堆的結構也比今天的還要先進,可用的放射性元素全部被提煉光了。許多學者猜測那個反應堆是外星人的遺迹,那麼玻利維亞2萬年前的帝華納科(Tiahuaracu)古城,其中的古代神廟等巨石建築顯然是地球人的遺迹,它體現的天文學知識和冶金技術也超出了現代人;而25萬年前的鐵制武器又展示出一個不太發達的人類文明,著名的美國Science雜誌98年(282卷1453~1459)刊登了一系列考古發現:1.5萬年前的人像,2.3萬年前的人像、3萬年前用猛象牙雕刻的馬,9萬年前帶倒鉤的矛。我們知道,我們人類的文明從朦昧時期發展到今天的輝煌,只用了5千年左右,這些間隔久遠古迹的,很可能代表了不同時期的文明。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
         根據這些確鑿無疑的事實,一些學者提出了史前文明學說。他們認為人類的發展並不像以前想像的那樣,而是周期性的,不同時期地球存在不同的文明,不同時期地球的大災難毀滅了當時的文明,甚至滅絕了當時絕大多數的生物。有幸殘存下來的人,從原始狀態開始,繁衍發展,又進入下一次文明,又在下一次全球性的災難中毀滅,周而復始。遵循着"出生---發展---滅亡"的規律,循環往複。
        這一理論,與地質歷史記錄可謂珠聯璧合。當我們正視那些被進化論掩蓋的歷史時,冷靜地認識到:化石不應該為進化論作證。進化論最基本的證據---過渡類型的化石,實際一直沒有找到,《審判達爾文》一書的作者約翰遜(Philip Johnson)做了這樣的總結:"化石向我們展示的都是突然出現的某種有機體,沒有逐步進化的任何痕迹…。這些有機體一旦出現,基本上就不再變了,哪怕過了幾百萬年,不管氣候和環境如何變化。如果達爾文的理論成立,這些條件本應該引起物種的巨大變化。"那麼化石在見證什麼呢?---災變。

八、災難性事件和自然選擇
        化石不是一般條件下能形成的,生物在腐爛風化前必須埋在地下很深,在強大的壓力下才能漸漸變成化石。只有大災變才能提供這樣的條件,化石也就成了災難的見證。地層中化石的研究恰恰告訴人們:物種的發展是很短時間內大面積突然出現的,發展繁榮,再到大毀滅,殘留的和新出現的物種再這樣發展,周而復始。


6億年前~2.8億年前三葉蟲上有一隻人的腳印。(網絡圖片)
人類曾多次被毀滅,史前文明照片集錦。(網絡圖片)

        現代科學界公認:在地質歷史上發生過幾次特大的滅絕,幾乎滅絕了所有的生物,但並不是說大絕滅周期之間,就沒有滅頂之災。地球周期性災變的直接證明非常多。波士南斯基對帝華納科古城研究了50年,發現了充分的證據表明毀滅那個文明的災難,是一場空前的大洪水。在西伯利的凍土中,發現了冰凍的成千上萬的哺乳動物的遺骸。有的很完整,有的被扯碎和樹榦絞在一起。檢測它們胃裡的食物,發現了還沒來得及消化的溫帶的草。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極短時間內,發生這場不可思議的毀滅性的災難,溫和地區的生物,全部凍僵在今天的位置。
        紐約大學的地質學家邁克爾•蘭皮諾指出,蘇格蘭博物學家帕特利克•馬修在其撰寫的《海軍用木和樹木栽培》一書的附錄中闡述了自然選擇觀點。儘管達爾文和其同事阿爾弗雷德•魯瑟•華萊士承認,馬修是首個提出自然選擇理論的人,然而,歷史學家們更多地將發現自然選擇理論的功績授予了達爾文和華萊士。
        在《海軍用木和樹木栽培》的附錄中,馬修闡述了自然選擇理論,後來,達爾文也作出了同樣的闡述。然而,在解釋影響自然選擇的力量時,馬修將災難性事件看作主要的驅動力,他認為大滅絕事件是進化過程的關鍵。他指出:“大滅絕之後,所有生物的數量一定大量地減少,因此,會出現一個未被佔領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則成為生命之樹新分支的溫床。滅絕後的倖存者最終塑造並適應了環境變化。”
         而達爾文出版其《物種起源》約30年後,明確否定了災難性事件對自然選擇的影響。他指出:“所有地球居民被不同時期的災難性事件掃蕩一空的舊觀點已經被拋棄了。”達爾文解釋說,這個自然選擇過程使存活下來的物種的性質慢慢發生了變化。
        然而,蘭皮諾指出,地質歷史學表明,地質長時期的穩定會被偶然並且快速出現的重大生態變化所中斷,這對達爾文的理論——大多數進化變化通過物種之間的競爭、通過更加適應相對穩定的環境漸進地完成這一理論提出了質疑。蘭皮諾對災難性事件的研究包括火山爆發以及小行星撞擊。他表示,我們越來越接受生命歷史上災難性大滅絕的重要性,現在到了我們重新考慮馬修的理論比達爾文的理論更符合現代生物進化觀點的時候了。

九、高度發達的史前文明,展現了另外的科學發展路線
        迄今可見的大型的史前人類文明遺迹,埃及的金字塔、墨西哥古瑪雅人的金字塔、玻利維亞的帝華納科古城遺址、秘魯薩克塞華曼城堡也許是傑出的代表了。這些巨石建築體現了一個天文、建築、冶金等技術超過現代人的文明。
         一個重要的線索告訴我們,有關這些地方的最初史料記載:古埃及人聲稱基沙金字塔與他們無關。過去人們不能理解,就把這豐功偉績給了古埃及人。現在學者認識到:僅埃及基沙三座金字塔的石料重量,已經超過了倫敦所有建築重量的總和,古埃及十萬工人在二十年內搬運它們根本不可能,何況還要切削得不差分毫、更要精確的建造---沒有一絲失誤的痕迹?!        這些建築用的巨石切削極為平滑整齊,重量都在幾噸、十幾噸,甚至上百噸、幾百噸。如埃及大金字塔中的王殿石棺,是一整塊花崗岩雕鑿成的,當時所使用的鑽具比今天鑽石頭的電鑽要快500倍。巨石之間堆砌得極為緊密,連最薄的刀片都插不進去。帝華納科遺址的新發現揭示了這些建造技法的高超之處:他們把相鄰的巨石之間鑿出凹槽,倒入熔化的金屬,金屬凝固后,就把相鄰的巨石牢牢地連在一起了。這需要一個移動自如的冶金車間,一次能熔化好幾加侖的金屬,隨着巨石向高處堆砌,冶金車間自如上升,下邊的石塊上沒有留下任何壓划的痕迹,可見冶金車間多麼輕便!這些技術是今天都無法做到。埃及基沙三個金字塔正對着獵戶星座帶紋的三星,帝華納科的神廟的正門和牆角,精確地定位了春天、夏天、冬天第一天太陽升起的位置。所有建築和方位和天體保持高度一致,表明他們掌握了精密的天文學技術。如何把那樣重的巨石擺放得那麼整齊、方向極為精確,是今天的建築師無法想像的。         它們充分展示了一個高度發達的文明曾經在地球存在過,在地球許多地方留下了他們風格的巨石建築。為什麼當時的人類非要建造難度如此之大、耗費如此之大的建築?合理的解釋是:當時的人類文明比我們推測的還要發達得多,建造這些並不困難。

人類的起源—永恆的命題

        新西蘭遺傳學家但頓在《出現危機的理論:進化論》一書中說:“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謊言。”人類進化的知名專家“David Pilbeam”曾苦笑:“如果你提供了顯示某科學或學科的理論基礎微薄的證據,人們肯定會說,“忘記吧,那時因為有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
        今日高度的科技尚且無法製造出最簡單的生命,又如何相信有高度秩序的生命是始於“一團混亂”的原始環境。萬物既然不可能“碰巧”產生,那必定是由造物者有計劃的設計創造的!
        物理學自牛頓到愛因斯坦到量子物理,已經經歷了三次突破。而自然科學中最幼嫩的生物學,如今才等待着第一次的突破。我們無需為達爾文學說的沒落傷感,更無必要為保衛達爾文作垂死之戰(對他的學說的批評,並非攻擊他本人)。何不歡迎新生物學的發展,期待真正的答案早日來臨?
        綜觀人類歷史,衝破舊觀念的真理,在普遍為人接受之前都是障礙重重,歷盡艱辛。可是,謾罵和大帽子從未能住擋真理的腳步。歷史的車輪從來都沒有停止它本來的旋轉。
         隨着中國新年鐘聲的敲響,人類也必將在不久的將來一掃陰霾、迎接新世紀的降臨。諸於人類起源的種種不解之謎也必將大白於天下。


原文鏈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2/7/n3162898.htm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2/7/n31629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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